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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履行是不完整的、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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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清这层关系,并非说接受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影响,对于文学史写作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今人对现有文学史编撰体例的不满,并非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所致,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除了上述进化史观的影响,就是在接受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影响,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运用于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中,因为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而将这种方法论手段推向极致、出现偏向的结果。重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分析外部因素对文学的作用,是社会历史批评的重要方法论手段,社会历史批评因而也被称作文学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因素,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中,尚属模糊笼统,丹纳则明确地指出,是“种族、时代、环境”三大要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又在丹纳的这三大要素中,加入了一个最终的影响源和决定因素,即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或曰经济基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虽然秉承了“知人论世”的传统,但因为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中,更把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基础,后来又因为接受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念,而使此后的文学批评,在运用社会历史方法时,特别注重政治经济背景对文学的影响,甚至以此取代了社会历史批评所应关注的其他影响文学的环境因素,如上述丹纳所说的“三大要素”等等。由于这种批评方法的影响,肇始于这期间的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就出现了一种偏向,即把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作为文学发展的最终的和唯一的决定因素。这样,就出现了文学史分期受制于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区分;不受该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直接“决定”的非主流作家,或不直接反映该时期政治经济状况的非主流作品,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也常常为对作品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内容的分析所取代,甚至作家的创作个性也只是某种政治经济的因素在作家创作中的具体化,而不是作家的天赋才具、精神人格和艺术趣味的表现,凡此种种,总之,这种政治经济决定论的文学史观,最终让文学史成了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活动的注脚,而不是文学自身的历史。长期以来,论者多以这种偏向为权力意志和政治作用使然,实则是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影响所致。